当我在家长会上询问这样一个看似低级的问题时，总会有人说：“学习呗。”

无疑，孩子们来到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学习。许多人把“学习”理解为作业、考试、分数、升学，等等。他们认为，孩子来到学校的唯一目的，在小学就是语文、数学再加上英语都考100分，在中学就是为了升到最好的高中和大学。

最近几年，中国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建筑，如鸟巢、水立方、国家大剧院等。这些通过面向世界招标而来的独特的建筑物，无一例外都是外国人的作品。建国以来，我们通过清华、同济大学等知名高等学府培养了那么多建筑学人才，同样是学设计的，为什么我们的建筑设计不如人家？

我们还会发现，同样是一个分数线录取到同一个大学、同一个专业的人，经过4年的专业学习，再经过几年的社会实践，有的人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，有的人则业绩平平。同样的学习历程，同样的专业背景，为什么人慢慢地变得不一样起来？

答案是：决定一个人成大器的关键因素不是上了什么大学，学了什么专业，而是其情感发育的程度。

情感是孩子成长的基础，而情感发育的程度决定于一个人重要的中小学成长阶段。

教育家阿莫纳什维利曾指出，“孩子来到学校不只是为了学习，也是为了和同伴会面，和他们一起玩，彼此交换新闻乃至新玩具，等等。孩子永远不会丢掉那些使他兴奋的、使他忧伤的、使他快乐的以及他希望得到的东西。”

所以，校园生活不仅仅有课堂、课本、作业和考试，还要拥有五彩缤纷、丰富多姿的校园体验活动。因为除了课堂，孩子只有在火热而真实的社会生活、教育生活和家庭生活中，才能完成其情感的发育。

我校确定了《学生情感发展课程标准》，其中列出了“健康与安全、整理整顿、经济观念、守时观念、礼仪、自主性、责任感、毅力、创意、情绪的安定、宽容与分享、交际与协助性、公正、公共心与亲社会行为、感恩、环保意识、生命观、劳动、挫折力”等20项发展目标，并设计安排了一年进行70项校园体验活动。

 

在上世纪90年代，山东十几个校长跑到辽宁盘锦去听魏书生老师的课。

校方很热情，把他们安排进教室，坐在后面，等着魏老师上课。校长们想，今天终于如愿了，看看魏书生的课有多厉害！上课铃响了，魏老师走进来，一句话没说，只是在学生中间转来转去，瞧瞧这个，看看那个，时而嘀咕几声，时而交流几句。校长们沉不住气，跑到跟前去看学生在干什么。学生一边看书、一边讨论，写写画画，一会儿下课铃响了，魏书生悄悄地走出了教室，学生还是该干啥干啥。

回来的路上，校长们悻悻然。有的说：“跑了这么远，啥也没看到。”也有的说：“魏书生一句话也没说，这是什么课？！”

我说：“这才是真正的好课啊。”教师在课堂上不讲，这是好课的最高境界！

记得苏霍姆林斯基说：“在学生的脑力劳动中占首位的，不是熟背、死记别人的思想，而是学生自己进行思考。”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推动者，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，创设各类学习情境，让学生个人的新旧知识间产生磨擦，让学生与学生之间、学生与教师之间产生交换意见的冲动，让学生的认知产生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。

魏书生老师的课，正是这一理论的极好佐证。

 

1941年，南开中学学生谢邦敏参加毕业考试。谢邦敏特尤喜文学，是当时南开首席语文教师孟志荪先生的得意弟子，但数、理、化的成绩欠佳。当他进入考场，展开物理试卷一看，顿时目瞪口呆，他竟然一题也回答不出。白纸对青天片刻之后，只得交白卷。但心有不甘，乃当场填词一首，调寄《鹧鸪天》，词曰：

物理老师魏荣爵先生评卷时，也是试卷上赋诗一首，诗曰：

按南开校规，主课一门不及格且补考仍不及格者，不得毕业，只作为肄业。谢邦敏物理获60分，乃毕业，考入西南联大，攻法律。毕业后，在北大法律系任助教，受中共地下党委派遣进入北京市旧法院做书记，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第一刑庭庭长，成绩斐然。

假如魏荣爵先生不给谢邦敏60分，则谢邦敏不能毕业，也不能进入西南联大，也就成不了新中国第一代大律师。或者说，按照我们今天学校的做法，谢邦敏肯定不能毕业，一个大律师就被轻轻抹掉了。

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。一种模式无法培养出国家的栋梁之才。可幸的是，谢邦敏摊上了魏荣爵这样的好老师，而魏荣爵摊上了张伯苓这样的好校长，因为，南开就是这样的文化。

 

小时候在农村，经常见到这样一幕：

土地已经干旱得龟裂了，庄稼都蔫了头。一场瓢泼大雨，下了个沟满河平，该高兴了吧？但农民摇头说：“这雨太急了，不接湿。”只有下了三天三夜的小雨，乡亲们才绽开一脸快乐和幸福。因为只有蒙蒙细雨，才能湿透土地，让农民获得丰收。

 

 

2009-3-9